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话题？
作为一个博物馆的工作者，比一般观众容易看到更多的书画展览和藏品，很早我就被有关的女性图像所吸引，大致2000年，在上海博物馆国宝大展中看到《簪花仕女图》后，就写了一篇文章《美女史》，发表在当时我在一家报纸开设的散文专栏上。
虽然文章从现在的眼光看来，比较浅显，只是关注美女胖瘦之类的表象，但是，这是质的变化:从观看到写作！之后，更多留意这类展览和藏品，更多从单纯的女性形象关注到整个图像。
2016年，青岛博物馆和常州博物馆分别举办了女性文物展览和女性书画展览，我当时还没有回到浙江省博物馆，应隋永琦馆长和林健馆长邀请在青岛馆和常州馆分别举办了两场讲座。之后，浙博宣教部陈平主任请我在孤山馆区报告厅讲了一次。
这次讲座的前后，我回到了浙博。这也是个节点，从《美女史》的写作，向专业研究迈进，10多年的积累，得以梳理和认知。之后，关注到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全方位开放的高居翰的研究资料，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古代女性图像就是学界的研究的热门话题。
所以，两条线路的并轨。有机会可以谈一谈在这个过程中打动我的东西，这是一个升华的过程，而不单是在写一篇文章。和一般的学者不同，我的视角是从观看出发的，和观众比较有共鸣，同时，也是基于最直接的藏品，不显得学究。我希望这次巡讲的框架、资源是开放的，可以不断完善和深入。
“艳绝”和“东方美学”是褒义词吗？
“艳绝”和“东方美学”从字面上看，是褒义词。在我的讲座中，应该不是那么简单。
中国古代女性是有“人设”的：
一是身体不能超越家居范围，
二是行为不能超越家务范畴，
三是意识不能超越家庭范式。
这些图卷所描绘的贵族女性的生活，“场景”不超过闺阁和后花园，“内容”不外乎家务，诸如教子、纺织、刺绣等，更大量的是消闲，如理妆、弹琴、下棋、看书、画画、写诗、烹茶、饮酒、游戏，甚至就是凭栏闲坐发呆。虽然被封闭在“后花园”，但她们并不是“后花园”的主人。
古代的私家花园，本是男人为自己营造的心灵休憩的场所，作为他们附属的女人，不过和那些花草石山一样，是花园中不可或缺的高级审美元素。“艳绝”为悦己者容，“东方美学”是男人的看法。长久以往，女性也给自己“人设”了，不能什么、应该什么，都是社会的要求，男性的要求，而不是“大胆地做自己”。
当然，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根直线到底的。在《诗经》、《礼记》和《春秋》的各种注疏中所揭示的上古知书识礼的女子在公众领域的活跃及其社会地位的尊崇，对当时的士人学子关于女性规范的约定俗成的认知所形成的冲击。
譬如，关于女子是否应该受教育的问题，即“才”与“德”的问题。
鉴于“古之贤女，贵有才也”，女子亦当重才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了，于是进一步的问题就出来了：应该重怎样的“才”？这就引出了关于两种才女传统或才女形象的梳理和论争。
虽然古代社会对两性的基本规范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性的“正位于内”，而这个“内”有几层意思和具体规范：社会阶层之间的分界其实更为本质，士大夫阶层的女性在很多方面是利益和特权的共享者。
因此，相较于阶层之间的“墙”，同一阶层的女性的空间的界分，既不是“墙”的意象，也不是“屏”的意象，而是“帘”意象：它表明了界限，也暗示了连通；它并非不可穿越，但又确然存在。“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就是这个“帘”。
女性在家庭之中通过“母教”而间接呈现的力量那样强大而持久，更容易成为章学诚所说“公器”。在这点上，章的论敌袁枚似乎也无异议：
“从古文人得功于母教者多，欧、苏其尤著者也。次山题钱修亭《夜纺授经图》曰：‘辛勤篝火夜灯明，绕膝书声和纺声。手执女工听句读，须知慈母是先生。’”
在讲座里，我重点讲到了《袁枚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在一七九二，袁枚寓居杭州，一时女弟子纷纷前来请益受业，为纪一时之盛，由写真画家尤诏为袁枚及诸弟子写照、汪恭补景，成《袁枚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
据蒋敦复《随园轶事》记载，该图曾有两卷，
“一为米脂高篙渔观察长绅所得，一为安徽中丞吴竹庄先生坤修购于乱后，皆价费千金也”，
可惜两卷今仅存一卷。
在原画之外，后有晚清学者兼画家叶衍兰（一八二三至一八九八）传移模写，留下摹本。如今，原画及摹本俱在，尤诏原本藏于民间，曾于二〇一〇年现身于香港佳士得拍卖行，其名称定为《随园湖楼请业图》。叶衍兰摹本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当我们在谈论古代女性图像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
当下的女性的身处现代社会，女性在职业发展、经济独立与婚姻家庭之间难以两全的挣扎。职场上的不怀好意、时有存在的家庭中的暴力，在性别秩序和文化惯性中已变得习以为常理所当然。
女性在强调权力的平等的同时，出现了过分强调女性自然生理特点的现象，最终就是把女性物化，再次沦为男性的消费品。
那么，当我们在谈论古代女性图像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
第一，承认男女的生理能力不同，而这种不同，在现代社会“机器换人”的条件下，越来愈不重要，“男耕女织”的图像是过去时。是中国古代的家庭经济的主要组织方式，采摘、养蚕、沤麻、纺线、织布，在商品经济出现萌芽，人们可以靠出卖技术养活自己之前，一直是家庭中女性的工作。这项工作并不轻松，因为费时。常常要“合衣卧时参没后，停灯起在鸡鸣前”。
讲座中，有不少“捣衣图”“耕织图”，如仇英“捣衣图”，衣纹清劲畅利，简洁明快，脸部线描精细柔和，将宋人的精工与元人的放逸融为一体。有些图像，显然不是真正的女性的干活的形象，而是传导“男耕女织”的观念，纺织技艺成为人们评价女性的一条重要标准。
一些底层人家的女儿终生不嫁，被幽禁于家里埋头纺织以交纳赋税、供给朝廷。“女儿布”、“鸡鸣布”、“松江布”。那些专门供奉朝廷的“织锦户”“贡绫户”的专业织女们被迫终生纺织，贻误青春。
其次，在道德层面，只有人与人的差别，没有男性与女性的差别。女性的“人设”虽然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但是，“暗示”处处存在，有的还是“自我暗示”。
女性的能力看上去确实低于男性，但这是长期的社会压迫和错误教育的结果，是压抑一方激励另一方的结果，而不是道德的评价。
西方的卢梭也曾武断地说，女孩不喜欢学习读书和写字，但却喜欢学习缝纫，所以应当训练男孩有理性的公民意识，同时训练女孩如何取悦男性，为他们生儿育女。在封建社会尚有女性“勇敢做自己”的案例，讲座的最后一部分讲的就是女性画家，她们或是家学渊源、或是青楼才艺、或是职业画家，用作品表达心志。
现代女性可以并且应该对品德做出自由的理性的选择，摈弃拜金主义，摈弃把自己物化。
第三，女性要争取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才能走得更远、更自由。传统的“琴棋书画”是她们取悦于男性的、打发时间的载体。当然也有在家中教育女儿的母亲，相信传统妇德的重要并竭力维护它，但她们更加相信妇德和文学艺术教育是可以和谐共存的。对妇德的追求而言，文学艺术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女性就不可能是好妻子和好母亲。
现代女性要有生存的技能、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丰富的生活内容，这些都是建立在受教育的基础上的。波伏瓦提出了“三步策略”：
第一步：一定要工作，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作是受剥削受压迫；
第二步：一定要有知识，包括思想，观察和定义；
第三步：争取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这一变革将对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冲突有所帮助。
两性的价值平等、能力平等、内心平等才能使权利的真正平等。在这种视角下，女性不再是男性附属品，而男女平等的依据也不再是“男性能做什么，女性也能做”。
